此时此地
今年再谈摄影
今年的京都国际写真祭如期举办了。一夜之间，古老的京都被红色与黄色的旗子覆盖着，红色代表着主会场，而黄色则代表着青年艺术家们的会场。今年的会场依旧散落在京都内，熟悉的通票、熟悉的会场，就好像与一个虚拟的朋友一样，一年一会。站在与去年一样的会场里，观看着不一样的照片，感受着不一样的展示方式，我逐渐意识到，自己欣赏作品的心态已然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从疑惑中带着崇拜到理解并吸纳，如果说这几年全心投入到摄影中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大概是这样的。起初的什么都不懂，总是在想“怎么拍成这样的”“为什么要这么拍”。现如今则是“原来是这个想法”“我也可以试试这个思路”。可以说，在这三年的摄影的学习过程中，有两点对我至关重要，第一点是摄影成组的观念，相比于一张照片的美感，一组照片更能清楚地进行叙事，更有说服力；第二点则是照片的展示方法，打印、悬挂、印在石头上、烧掉等等，不同的方法带来了不同的效果，赋予了照片一种新的语言。这两点所起到的作用，无一例外都是让照片具有文字性，并试图让观看者能获得与作者一样的体验。简单地说，摄影展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地释放照片中记录的东西。
所以摄影中蕴含的力量就是记录。而记录就是人类文明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关键。从史前壁画到书写圣书，再到写实绘画，摄影术的发明让记录变得快捷并广泛。
“摄影是世界各地都明白的唯一的“语言”，沟通所有民族和文化，连结人类大家庭。它不受政治影响——在人民自由的地方——它真实地反映生活和事件，它使我们可以分享别人的希望和分担别人的绝望，它说明政治和社会情况。我们成为人类的人性和非人性的目击者……”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如是说。如果将文字列为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的话，那图像则是名为人这类动物的本能，制图或是绘图，这是我们基于本能所能作出的保留记录的一种方式。而这两种方式也都有着从忠实的写实到张扬的个性这样的转变。如同绘画发展出了狂野的野兽派、高傲的至上主义、极致的结构主义等，摄影也在无数的岔路口上飞驰着。无论是拍摄还是表现输出，所谓的现代摄影已经不局限于面对被拍摄的物体只是简单地按下快门，而是通过各种方法为一张平淡的照片添加摄影者本人的想法。但究其根本，无论何种方式拍摄照片，首要呈现的还是那个被拍摄的东西，我们叫做被摄体。
在《论摄影》一书中，桑塔格又说：“拍摄就是占有被拍摄的东西。它意味着把你自己置于与世界的某种关系中，这是一种让人觉得像知识，因而也像权力的关系。”被摄体一直是被摄体，但摄影者运用自己的“权力”将被摄体占为己有，再将它展现出来，从而产生了记录。而只要有记录的产生就会有观看者的存在。观看者能否感受记录者（摄影者）与被摄体之间的某种关系？对于我而言，仅通过图片的手段很难完整地向观看者传达这种关系。而辅以文字说明，则可以将这种“想要表达的关系”传递90%。在这之中，图片与文字的作用应该是2:1。
让我们把目光转回到今年的京都国际写真祭会场吧。来自巴西的摄影师克劳迪娅·安杜哈尔用离奇的红外胶片与强烈的黑白肖像记录下了生活在亚马逊雨林的亚诺玛米人，一个印第安原住民部落。在红外胶片的表现下，本该一片深绿的雨林呈现出了一股诡异的洋红色。其中那类似尖堆的建筑则格外显眼。其他的照片也如此，因此整个摄影展似乎都在表现一个常识之外的雨林部落。但只有这样，才得以使照片富有冲击力，能够迅速将观看者拉进摄影师的世界。毕竟，在京都享受着水信玄饼的游客与当地人不曾围着火堆跳过战舞，在京都的各位与远在千里外的亚马逊雨林离得太远了。但是通过记录的表现手法，可以释放内在的情感，可以拉近观看者与被摄体的距离，可以尽最大程度地展现“某种关系”。
今年的摄影带给我什么呢？一种权力，一种欲望。两者是一样的，既让我迫切想要探索外界，又让我能够探索外界。倒不如说，一向如此，只是今年才发现这其中的奥妙。这似乎是一种使命，或者说是一个在当今社会下安保自身的方法。回到几年前我第一次使用相机，无非是想通过这种技术记录下生活，比写日记便捷，比绘画简单。慢慢地，在这样的拍摄中我找到了一个吸引我的东西，并成为了我的拍摄主题。我在某些事物上投射了自我，并通过相机回收他们。正如桑塔格（又是桑塔格，大概是最近读了太多她的书了）所讲：“照片实际上是被捕捉到的经验，而相机则是处于如饥似渴状态的意识伸出的最佳手臂。“所以，感谢摄影，我那以记录为起点散发的意识，通过它，逐渐回归了统一。
照片将放在此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