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消失了

22年4月第一次上私塾的大课的时候，班里坐着一位一头长发、带着圆框眼镜、身材瘦小的男生。教室里坐着那么寥寥几人，每个人脸上都略微带着点紧张，还有刚到达日本的小兴奋，唯有他单手撑着头肩膀靠着墙，一直看着墙上挂着的空无一物的白板。

下课后，我们一起走出了大楼的后门，本就空荡的岔路在路灯的照耀下显得更加空荡。他从上衣的口袋中掏出一盒七星烟，拿出一根放在嘴里，又拍出半根递到我面前：“抽吗？”我看着电线杆上贴着的“新宿区全域路上禁烟”的海报，虽然是夜晚，但红黄配色在路灯的光照下依旧显眼。“我不抽，这不是……”面对散烟的举动，我习惯性地用手挡着。他把烟收回去，又掏出打火机点上，然后继续说道：“哦那个啊，没事，在日本，你不觉得有问题就不会有人管你。”那时的我，还不太能掌握与日本人交流的边界，担心着身边的一切。他看我没有说话，继续问道：“你是北京的吧，我刚才听你说话有点。”我默许了他的猜测，“我都来一年了，现在住秋叶原那边，有机会一起。”走到了地铁口，他一口气把剩余的烟吸掉，扔到地上踩灭，我们便通过不同线的闸机，互相道别。

这是我与“艺术家”的第一次见面。

第二次上课，那个男生坐在我的后面，因为家离私塾很近的缘故，手上夹着笔记本直接过来了。距离上课还有一段时间，他拍了拍我：“你是学摄影的吗？你看看我拍的怎么样呗。”说罢，他向我展示了他的“一部分”作品，手机相册了密密麻麻的黑白照片，对比度高得让我头一次感觉黑色是那么刺眼。虽然我常被人说到拍摄数量很多，不过比起他手机里展示的那一部分，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我问他：“这么多是拍了多少张啊？”他不好意思地答道：“也没多少，就是出去玩拍的，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拍了1万多张吧，拍着玩的。就是没找一个专业的看看。”我也不是专业的，我心想着。我只觉得这些照片着实与我见过的其他照片都不一样。

后来，我了解到他在前一年跟几个朋友开着车几乎环游了日本。用着二手店买来的相机和镜头，虽然不会用胶片，但非常痴迷于黑白照片。我又看了他画的油画，使用的却是艳丽的色彩，抽象的线条与色块在画布上重叠诉说着异常强烈的情感。

再后来，我跟老师提到他时便称呼他是“艺术家”了。虽然大家都是以大学院为目标，不过他的个性太强烈了，我一度觉得校园不应该是他的归宿，工作室和画廊才是他应该在的地方。老师曾经讲过，日本的教授有时候也会拒绝相当优秀的学生，因为教授们认为这样的学生有更适合他们的地方。而我认为，艺术家之所以第一年落榜，可能就是因为教授不想要这样强烈个性的人吧。但是老师告诉我：“艺术家可是连日语能力测试N2都没有过呢。”（彼时的我已经过了N2）

之后的课，艺术家来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有时来会问我些关于相机的问题，实话说，很久没见到拍摄欲望那么强烈的人了，有时候我很羡慕这类人。既有自己想拍的明确目标，受过美学相关的专业训练，又排除在摄影这类的批评圈外。自由地拍摄，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后来很少见到艺术家的身影了，通过朋友圈我知道他又画了很多画，拍了很多照片。9月份日语能力测试结果发布，我的N1分数十分惨淡，导致失去了一个学校的考试资格。老师跟我说： “艺术家最近可是在好好准备，他N2考过了呢。”

11月的某日，艺术家发了个朋友圈，一张是房间的图，两幅大型油画靠在被保鲜膜覆盖的墙上，另一张也是房间的图，只不过没有了油画，配文是“毁灭吧！”。在之后，就再也没有关于艺术家的消息了。

前几日上指导课，老师说：“听小吴老师说你要找我谈谈，有什么要聊的？”我说：“我也不知道，但我总觉得有些要聊的。”然后我们聊了我的那几所学校，聊了前几日刚结束的某个美术大学的发榜，聊着聊着，我突然问道：“我们的艺术家怎么样了？”老师说：“艺术家，艺术家消失了，我们现在给他发消息他都不回的，甚至他的专业老师找他都是有的回复有的不回。”与我不同，艺术家是考学群体中那类有“学校情结”的人，他每年只考一所学校，其他的学校一概不去，这无疑是加大了难度。我不知道艺术家的每天面对着什么，画油画时的心情跟拍照片的心情是否一样。

或许按下快门要远远比在画布上留下颜料要简单，或许弹一首刚拿到谱的曲子要比在城市间寻找自己要拍的主题简单。但我认为它们的感情都是一样的，那种诉说着只属于自己的语言的注意力，应该是一样的。艺术家短暂地消失了，但我相信他一定会出现，可能在东京某个不知名的大楼的地下一层，推开一扇上面写着“Gallery”的门，就能找到他吧。

（本文与现实略有出入，但“艺术家”真实存在）